距離美國大選投票日只有20天了，民主共和兩黨選情仍然勢均力敵。在賓夕法尼亞州、亞利桑那州等“戰(zhàn)場州”，民調顯示特朗普和哈里斯在交替領先。

回顧今年夏天以來的種種劇情：刑事訴訟、集會槍擊、臨陣換帥……似乎都足以讓選情脫離可以預期的軌道。然而，“脫軌”并沒有發(fā)生。

在一番撲朔迷離之后，還是熟悉的膠著與對峙。持續(xù)牽動選舉走勢的，還是經濟與通脹、移民與邊境管控、生命權與選擇權之爭以及兩場外部沖突等內外議題。

經濟與通脹

長期以來，經濟議題被視為左右美國各層次選舉走向最為關鍵的主導議題。其理由也顯而易見，經濟議題往往作用于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是所謂的“廚房議題”，更易折射出普通選民最為直觀的切身感受，也最有可能驅動選民在投票時作出選擇。

事實上，雖然美國經濟在過去一段時間從疫情影響中有所恢復，但仍然難以盡如人意，甚至面臨著陷入衰退的重大風險。從勞動力就業(yè)情況而言，美國失業(yè)人口從去年的630萬人增至目前的680萬人，新申請失業(yè)救濟的人數(shù)也已攀升至一年多來的最高點。

與此同時，通脹問題持續(xù)困擾著美國經濟。盡管與2022年達到的過去40年來的最高位相比，已有所控制，但與2020年2月相比，今年8月消費者購買商品和服務的成本增長了約20%。這就意味著，美國普通消費者在日常生活中面對的是普遍更高的價格，生活成本明顯上升。以麥當勞這樣的快餐店為例，其提供的最常見食品出現(xiàn)了平均40%的漲價，民眾的感受可想而知。9月中旬美聯(lián)儲宣布降息，但這并未改變美國經濟存在衰退風險的預期，甚至反而進一步引發(fā)了市場的擔憂。

如此負面的經濟狀況特別是通脹壓力，顯然引發(fā)了選民的普遍關注。《紐約時報》10月初進行的民調顯示，28%的美國民眾將經濟議題作為最關鍵議題，還有6%的受訪者特別強調了通脹給日常生活帶來的壓力。美國全國廣播公司9月進行的民調顯示，66%的受訪選民認為自身家庭收入跟不上生活成本的增長。密歇根大學月度調查顯示，在近兩年來認為自身經濟狀況每況愈下的美國選民中，有近四成將問題歸結于物價上漲。

換言之，雖然美國經濟下滑在總體指標上呈現(xiàn)出了所謂“趨緩”態(tài)勢，但美國公眾在切身感受上的不滿并未消減，甚至還在某些指標呈現(xiàn)所謂“積極態(tài)勢”的刺激之下變得日益負面。

就選舉影響看，經濟與通脹議題是全美范圍內的共同議題，尤其是在賓夕法尼亞州、密歇根州以及威斯康星州等關鍵搖擺州最為突出。

移民與邊境管控

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移民議題從美國的歷史中產生，也持續(xù)影響著美國的國家前景。在美國經濟空心化、中下層藍領白人經濟福利下降、人口結構加速多元化等態(tài)勢下，移民與邊境管控問題持續(xù)成為兩黨爭奪的焦點議題，也展現(xiàn)出民主黨“多元文化”的身份政治傾向與共和黨相對內顧甚至頗具白人至上主義的政治傾向之間的重大分歧。

在四年前的大選中，民主黨陣營對共和黨政府執(zhí)政期間在美墨邊境上導致人道主義危機的各種嚴厲做法予以抨擊。2021年拜登上任之后，民主黨政府發(fā)布了要為大量在美境內非法移民提供合法身份的行政令，直接導致相關事態(tài)的失控。有數(shù)據顯示，2021財年，美國抓獲的非法越境者數(shù)量達170萬人次，而2022財年的這一數(shù)字已飆升至230萬人次，連續(xù)兩年刷新了紀錄。

在這個大背景下，去年12月白宮與共和黨主導的得克薩斯州政府還圍繞移民管轄等問題爆發(fā)了政治角力與沖突。今年6月初，拜登政府宣布了大幅度加強邊境管控的行政令，強化了美墨邊境非法移民問題的可控性。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今年夏天在美墨邊境沒有如往年一般上演引發(fā)輿論普遍關注的入境者危機，但地處美加邊境的各州卻面對著移民問題的壓力。密歇根州面對的入境者一度比歷史同期水平增長了700%，折射出民主黨相關政策的影響之巨。

事實上，雖然民主黨政府調整了政策，但過去幾年涌入的非法移民仍然持續(xù)改變著美國一些州、一些地方甚至一些社區(qū)的面貌，這些變化對地方治安、經濟發(fā)展乃至毒品管控等方面的負面影響，加劇了選民對民主黨政府的不滿。

就選舉影響而言，與得到全美廣泛關注的經濟問題不同，將移民與邊境管控視為關鍵議題者約占10%至15%左右，這一議題對邊境州選情的牽動作用更為明顯。而就2024年大選而言，關鍵搖擺州亞利桑那州和密歇根州恰恰是直接面對移民問題的邊境州。

生命權與選擇權之爭

在美國社會，支持婦女墮胎權的“選擇派”與反對婦女墮胎權的“生命派”多年來爭持不下，在美國社會造成了深刻的裂痕。雖然共和黨保守派一直以來持續(xù)反對墮胎自主選擇權，但直到2022年“羅訴韋德案”判決被推翻，該議題才再次被喚醒，在美國引起廣泛爭議，成為美國兩黨競爭的核心議題。當時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將是否禁止墮胎的選擇權下放到各州的判決，事實上在全美范圍內否認了墮胎自主選擇權，引發(fā)民主黨陣營、自由傾向的中間派乃至不滿如此歷史倒退的溫和共和黨人強烈反對。

在2022年中期選舉中，這一對民主黨有利的新議題被認為有效平衡了選民因通脹問題對民主黨產生的極度不滿，最終導致共和黨在當年的國會眾議院選舉中僅以微弱優(yōu)勢勝出。這也意味著，共和黨保守派在司法系統(tǒng)中強行推進反墮胎自主選擇權議程，在當今的美國顯然總體上不得人心，共和黨也因此不得不在相關議題上做出一些姿態(tài)立場的松動和調整。

隨著近期涉及美國婦女獲得常用墮胎藥物米非司酮權利相關爭議的訴訟被送至聯(lián)邦最高法院，民主黨看到了在2024年大選期間重演2022年中期選舉“撿到槍”的希望。如果聯(lián)邦最高法院再次從保守立場出發(fā)在全美范圍禁用該藥物，民主黨無疑就獲得了再次最大化動員相關群體的極大空間。不過，6月13日最高法院的判決非常模糊，至少沒有涉及為民主黨提供操作可能性的禁用內容。

在沒有出現(xiàn)引發(fā)更大爭議的新判決的情況下，生命權與選擇權之爭還是被10%至15%的選民視為關鍵議題。一方面，民主黨陣營承諾將在全美范圍內推進墮胎選擇權合法化的國家層次立法，以平衡2022年的判決，并以此動員、吸引選民。另一方面，有10個州將在2024年大選投票時同步進行本州決定墮胎選擇權是否合法化的民意公投，其中就包括被認為是關鍵搖擺州的亞利桑那州。

烏克蘭危機與巴以沖突

2022年2月和2023年10月先后爆發(fā)的俄烏沖突和巴以沖突為2024年美國大選提供了兩黨聚焦爭論的主要國際議題。從過去一段時間的選情發(fā)展上看，兩場沖突的走向事實上也明顯牽動著兩黨角逐。

俄烏沖突的爆發(fā)和延宕，使2024年成為冷戰(zhàn)之后國際環(huán)境中首次出現(xiàn)有其他大國卷入軍事沖突的美國選舉年。早在一年前甚至是俄烏沖突爆發(fā)之后，關于2024年大選會否重演“伊朗人質危機”、直接拖累在任總統(tǒng)連任的猜測就不絕于耳。即便迄今沒有發(fā)生令在任者頗為棘手的類似突發(fā)事件，但選舉前夕烏克蘭危機形勢的微妙變化也完全有可能引發(fā)對美國現(xiàn)任政府決策的質疑，進而牽動民主黨選情。

就巴以沖突而言，事發(fā)以來民主黨政府對以色列的一味偏袒直接在美國國內引起了民意反彈。從大選綜合民調結果來看，從去年9、10月份，恰恰就是巴以沖突爆發(fā)前后的時間點開始，民主黨總統(tǒng)候選人就始終處于落后狀態(tài)，直到換人之后才有所改觀。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由于民主黨政府對以色列的偏袒，美國穆斯林群體對民主黨的支持率呈現(xiàn)下降趨勢。穆斯林群體雖總體規(guī)模有限，但在關鍵州卻有著足以改變兩黨勝負對比的關鍵影響，其作用在亞利桑那州、佐治亞州這兩個人口規(guī)模適中的關鍵搖擺州更為明顯。這也意味著，民主黨政府受以色列或猶太集團綁架的中東政策，為其選舉形勢帶來了不可忽視的現(xiàn)實挑戰(zhàn)。

困局中的民眾關切

經濟與通脹、移民與邊境管控、生命權與選擇權之爭以及外部沖突不斷牽動著2024年美國大選，引發(fā)著兩黨之間形同水火的政策爭論，其背后反映出的是美國在國家政治經濟治理、社會身份政治與文化認同、國際與地區(qū)角色等維度上所深陷的重大困局。

2024年美國大選是疫情之后的首次大選，更是在民主黨持續(xù)身份政治化、共和黨加速“特朗普化”背景下的一次類似于兩股力量總對決式的關鍵性選舉。一場將決定美國未來走向的關鍵選舉，原本應該在這些關鍵內外政策議題上給選民以清晰的表述，在選民面前呈現(xiàn)出明顯的路線圖，但選民們目前得到的，只是兩黨政治人物的鼓噪、煽動和空頭支票。

以更長的周期觀之，在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中，美國兩黨政治人物在選舉中所要面對的幾乎是完全雷同的選民關切議題。任何一場選舉，議題只是政治人物贏得選票的工具，而不是真正要直面的問題。甚至，某些議題還會被故意長期保留下來，持續(xù)發(fā)酵，從而讓某一政黨可以不斷從中獲益。

在2024年美國大選中，正副總統(tǒng)、全部國會眾議員以及約三分之一的國會參議員等聯(lián)邦官員，以及多個州的州長等州和地方官員都將面臨改選。然而，作為全美政壇的新一輪重大洗牌，它改變的只是華府兩黨政治利益分贓的不同排列組合，無法回應普通民眾的最基本訴求與關切。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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